一、问：妥善化解涉“一带一路”建设争议，办理好相关案件，离不开“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效？

答：为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意见》印发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探索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新路径，主要开展了六方面工作。

一是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审结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商事案件。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西安分别设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受理平等主体之间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截至目前，共受理国际商事案件27件，审结17件，当事人涉及美国、泰国、菲律宾、意大利等国家。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一件是国际商事法庭审结的案件。

二是首创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打造一流国际法律智库。分三批聘请来自24个国家的61名专家委员，赋予他们受托主持调解、协助查明域外法等职能。这些顶级专家覆盖不同法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国际法、跨境贸易投资以及争端解决领域具有精深造诣和公认影响力。

三是建立“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实现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分两批吸纳10家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和2家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进入“一站式”机制。10家仲裁机构近五年受理涉外商事案件7891件，标的总额5859.2亿元人民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和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近五年调解涉外商事案件3670件，标的总额107.82亿元人民币。

四是完善涉外商事法律适用规则体系，统一裁判尺度。印发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对涉外审判中的111个疑难问题作出明确规定。2013年来，发布涉外商事海事司法解释32个、规范性文件9个，发布指导性案例18件、典型案例149件，包括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达到40件。

五是支持地方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打造各具特色优势突出的国际商事审判格局。目前，苏州、北京、成都、厦门、长春、泉州、无锡、南宁、杭州、宁波、南京、青岛等12个涉外案件集中的地方法院，已经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

六是积极参与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修订，促进涉外法治体系完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着重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制度进行完善，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于本月初审议通过，将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今年，我们将根据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修订情况，对国际商事法庭司法解释进行修改，持续优化健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二、问：涉外民商事法官普遍反映，在涉外审判中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是域外法查明难。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什么办法来破解这一难题？

答：域外法查明难的问题，已经成为长期制约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的瓶颈性问题。为了努力破解这一难题，近期我们采取了两项举措。

首先，制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细化明确域外法查明和适用规则。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力度进一步增强，跨境商贸往来的增加使中国法院面临更多涉外纠纷案件，司法实践中域外法查明需求日益增长。加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分属不同法律体系、法制传统各异，给域外法的查明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出台域外法查明相关司法解释，加快构建并完善域外法查明制度，对于尊重当事人选择适用域外法、保障涉外民商事交易秩序、构建“一带一路”法治营商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针对域外法查明的对象、查明责任、查明途径、查明的具体程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司法解释中作出系统规定。目前司法解释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拟于近期发布。

其次，汇聚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和五家域外法查明服务机构资源，建成统一的域外法查明平台。其中，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收录了东盟十国和南亚七国以及东盟国际组织的法律法规、判例、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以及法制信息；深圳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承建了全国首个“一带一路”大型中文法律数据库，专家库汇集2478位国际法律专家，近五年处理了586宗查明咨询案件。域外法查明平台公布的60国涉不可抗力规则以及25国保函制度，获得广泛好评。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加强信息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升级域外法查明平台。

相信随着这两项举措的持续推进，将有效破解长期困扰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域外法“查明难”问题。

三、问：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多件涉及到国际条约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采取哪些举措保障国际条约的正确适用？

答：为了保障正确适用国际条约，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第一，制定司法解释，解决国际条约适用中的难点问题。针对民法典实施后，原民法通则关于国际条约适用条款被废止，国际条约适用规则不明确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部司法解释将对国际条约的适用方式、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际条约适用之间的关系、对我国未生效国际条约的选择适用、国际惯例的适用及公共秩序保留等问题作出规定。

第二，发布会议纪要、指导意见等，规范国际条约的统一适用。通过发布《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对《海牙送达公约》与电子送达的关系作出解释，就国际条约未规定事项和保留事项的法律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法律与国际条约的一致解释等问题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部分条款适用亦作出解释，被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库所收录。

第三，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进一步明晰相关条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的涉外商事、海事及仲裁司法审查指导性案例、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服务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典型案例等，包括多个适用国际条约的案例，为各级法院准确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纽约公约》以及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协定等国际条约发挥了指导和示范作用。

第四，印发规范性文件，强调正确适用国际条约的重要意义。在2015年和2019年两次发布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及2020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等多项规范性文件中，均强调“要不断提高适用国际条约和惯例的司法能力”，“在依法应当适用国际条约和惯例的案件中，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惯例。”

此外，针对部分新从事涉外商事审判的法官对国际条约不熟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编撰《涉外民商事常用法律法规汇编》，并将通过加大培训和条线指导力度等方式，提升法官适用国际条约的能力，增进对国际条约基本理论的共识，提高国际条约适用的透明性、稳定性和一致性。

四、问：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包括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案件。能否介绍我国开展其他类型国际司法协助的情况？

答：国际司法协助是指各国在司法程序中相互提供协助的行为，是国家间司法合作的形式之一，也是国际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各国在相互尊重司法主权基础上，以合作方式使有关司法程序得以顺利进行，从而实现及时解决跨国纠纷的目的。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是开展国际司法协助的方式之一，除了这种方式，人民法院开展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方式还有相互协助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调查取证、查明法律、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等。目前与我国开展司法协助合作的国家达到130多个。

在国际司法协助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的工作原则，一是善意解释国际条约，对于各条约中的拒绝协助条款严格控制适用；二是秉持开放合作理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可能地对外提供司法协助；三是坚决反对单边措施等有损我国主权、安全的行为，同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迄今为止，我国已与83个国家缔结171项双边司法协助类条约，并已加入近30项含有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公约，人民法院每年平均开展各类民商事司法协助近4000件。未来，人民法院还将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国际司法协助质效，持续有效推进司法文书跨境送达合作，加大跨境调查取证合作，推进法律查明合作，促进民商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跨境承认和执行，不断增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法治认同。